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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报:陈政清:40年前,我的梦想终于扬起风帆(图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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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40年——院士忆高考专栏

开栏语

这两天,正值2018年度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期间。这一年一度为国家选拔和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大事,涉及万千学子,也牵动着整个社会。当有家长老师送考、交警爱心护行的时候,这些怀揣梦想、充满自信的“00后”或许根本想不到,在40多年前,能有机会走进高招考场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正是震动世界、重塑中华的“改革开放”之舟起航,“恢复高考”号角吹响,为党中央实施“科教兴国”战略、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,为无数莘莘学子燃起了“进入大学深造、学成报效国家”的希望之光。

为纪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,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、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“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40年——院士忆高考”专题系列报道,特约请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、1978年进入大学的数十位两院院士发表署名文章,旨在让行进在求学路上的青年学生熟悉国家历史,学习前辈经验,把个人远大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,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与公民的社会责任连在一起,砥砺前行,不忘初心。

人物名片:陈政清

197712月参加高考,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力学专业学习。现为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,湖南大学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。在柔性桥梁非线性设计理论和抗风理论与应用研究、结构减振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,曾先后3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。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40年前,我的梦想终于扬起风帆

■陈政清

改革开放40年了,我们这个曾经是“一穷二白”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举国上下充满活力,各项事业欣欣向荣。每当看到如今的年轻学子为实现自己的梦想,朝气蓬勃,勤奋学习,刻苦钻研,学业有成,常常无比欣慰:他们赶上了国运昌盛、民族兴旺的好时代。

回想自己40多年前,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就像天方夜谭,曾是那样的遥不可及。恢复高考,如一声惊雷,点燃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激情。

我的高考迟到了11

19667月我高中毕业,从那年算起,到197710月国内各大媒体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,经过了正值青春年华却近乎漫长而又无奈的11年。

1947年在湖南省湘潭市出生,善良的父母与和睦的家庭给了子女们良好教育和个人修养氛围。从小我向往当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,他们不仅学有所成,而且能造福人类。然而,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,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突然成了泡影——1966613日,我在湘潭市一中高中毕业,正复习备考,可中央决定高考推迟半年进行,而后就是一场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”,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停课、停招。我们这一批满怀信心准备高考的学生都傻了眼,但除了无奈,还是无奈。因为大家都知道,这不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国家“大事”。历史似乎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,许多人因此改写了人生。

“文革运动”折腾两年多之后,196812月,一纸通知,全体老三届学生都下放农村,成了“知识青年”。我被下放到岳阳市的钱粮湖农场劳动,接受贫下中农“再教育”。

那是一段漫长、难熬的日子,知青们大都经历了迷茫、失望与生活的艰难,我下放的岳阳钱粮湖农场,属于国营农场,经济待遇比插队落户的知青好一点,但自然环境极其恶劣。我下乡一年后就得了急性血吸虫病。

1970年,毛主席批示,“大学还是要办的”。国家试点首次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,但采用推荐制,与我无缘。1973年,“复出”的邓小平主抓教育,提出“推荐与考试相结合”,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曙光,参加了考试和体检,但被告知“有血吸虫病”,失去了推荐资格。当年又出了一个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事件,试行一年的考试制度又被取消,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。

1974年底,我结了婚,妻子是一同下乡的知青,1976年我当了父亲。那一年的10月,“四人帮”倒台了。

没想到就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年,1977年的1021号,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。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数百万知识青年荒芜的心田。还算幸运,我提前20天得知了这个消息。

40多年过去了,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幕。十年来从未到过我工作的农场的母亲,赶了一天的路,从湘潭老家来了。当时我已在总场中学任教,看到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外时,第一反应是家里出大事了!

果然是大事,母亲郑重又坚信无疑地告诉我,“国家准备恢复高考了!”消息是来自我在湖南大学任教的大姐。尽管消息来源可靠,我仍将信将疑,11年来多次失望,我早已没有信心了。母亲这次来的使命就是将我一岁半的小孩带回老家抚养,让我专心复习。

整整11年,终于等到了高考!多年后,我们这批“老三届”相聚时谈起这一幕,有人还引用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中的“剑外忽传收蓟北,初闻涕泪满衣裳”诗句,表达当时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的激动心情。

考了全地区数学第一

与很多荒废了学习的考生相比,我算得上是天性爱知识的人。因为一是我毕业于省重点高中,学习基础扎实;二是我下乡后无论是参加劳动,还是任教,也从未放弃过学习。一路走来,环境在变,年龄在变,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。无论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,我都坚持看书学习。农村夏天蚊子多,我穿上长筒胶鞋看书,曾被当作笑话在“知青”中流传。从大的历史背景下看,我算不上遭遇什么坎坷,只是走了一段曲折又漫长的路而已。

1971年春,我被“选拔”到农场的七分场中学当初中教师,19739月又提拔为总场中学高中教师。由于老师少,学校哪门课缺老师就安排我教哪门。高中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课程我都教过。就这样,我利用教书的机会,阅读了大量书籍,不仅自学完了大学的高等数学、无线电基础等课程,连每天必读的马克思主义,我也能讲得出一两个道道。我经常自我调侃,“‘文革’十年,我是读了一个文科大专”。

因此,经过这么多年的知识储备,我自信高考绝对没问题。

终于有机会去实现读大学的梦想了,197711月填报志愿,我在报名表上郑重地填下“复旦大学应用数学专业”和“湖南大学半导体专业”。

之后,我就一边当着高考补习班的老师,一边作高考前的自我复习。一个多月后的冬天,我和我教过的学生一起走进了高考的考场。

那年高考语文题的难度,实在连今天的初中都不如。记得很清楚,第一道题是把一句拼音写成汉字,就是《毛主席语录》中的一句话:“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,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。”作文题是《心中有话向党说》。可是有的人除了写“共产党万岁”“毛主席万岁”外,就写不出更多的话来,可见“文革运动”真是革了文化的命,很多人没能好好读书。

那年的数学试卷中有一道几何题,我任教多年,偏偏没教过几何,有些生疏,最后是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做出来的,算是有惊无险。数学附加题是一道高等数学基础题,我自学过高等数学,很容易就做出来了。成绩出来后,大家都知道那个农场老师的数学成绩考了岳阳地区第一名,我自己也没想到。

记得考完数学后,考场上的人一场比一场少。高考停了这么多年,谁都不知道高考怎么回事,很多人根本没来得及复习,多数抱着这样的心理:今年先试一下,不行明年再考。

终于,我等来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录取“湖南大学力学专业”。整个农场都传开了,不少人来道贺,但是我有些悻然:为什么数学考第一,复旦没有录取我?为什么湖南大学没有把我录取到半导体专业?

后来,从各个渠道知道,当时认为年纪大的考生今后发展潜力不大,录取偏严。加之我眼睛体检“色弱”,所以被录到了力学系。

尽管不是梦想的专业,但年龄不允许我再有选择的机会,从此开始了我与湖大40年的缘分。

赢回时间才能实现梦想

19783月入校时我已经30岁了,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同学,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。

跨入大学校门,面对年龄比我小许多的同学,我也曾常常感叹,惋惜流逝的时光。但那曾经遥不可及的科学家梦想却逼着我和时间赛跑,咬着牙也要把时间赢回来!

进到大学课堂,大家都十分珍惜这迟来的学习机会,当时感到时不我待的不止我一个人,而是历经艰辛终于得以改变命运的这一代人。高考恢复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的观念,大家都觉得有了盼头,也有了奋斗的目标,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,所以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知识。

当时学习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学英语。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,几乎没有学校开设英语课程,大学都是从零开始。回忆起来,当时的湖南大学学英语有三个之“最”。

一是每晚8点半开始“最安静”。由于改革开放了,收听“美国之音”英语会话节目不再是违禁,其中的《英语900句》就成了那个资料匮乏的时代,大学生学英语的宝典。每晚8点半,整栋楼可以听到各式收音机发出的欢快开场音乐《音乐瞬间》,紧接着就是“欢迎各位收听由何丽达主持播讲的《英语900句》”。节目的那段时间里,整栋楼除了广播,听不到别的声音,连走廊里也看不到有人。

二是每周日晚电影场有五分钟“最热闹”。当时大学生们周末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电影。大操场上架一个高大的电影幕布,大家搬个凳子,买张一毛钱的电影票。那时只有一台放映机,一场电影至少要换一次胶片,换片时间有五分钟。每到换片时,大家赶紧拿出英语书读,整个操场一片英语朗读声,那场景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甚为壮观!

三是每天排队打饭时“最长龙”。当时粮食定量,饭菜票分开,食堂买饭速度很慢,每个窗口都要排长队。于是在湖大的学生食堂,每天都可以看到一手拿着饭盒,一手拿英语书的排队“长龙”。

比起其他的同学,我学英语除了年龄大,还有一种特别的困难。因为有神经性耳聋,高音频的音标听不太清楚,第一堂英语课几乎没有听懂教授的一句话,当时非常恐慌。为此,只好咬牙花“巨资”买了一个小收音机,连睡觉都戴着耳机听,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听懂课。英语书不离手更是标准配置,每晚10点熄灯后在路灯下看半小时,每天早上6点起床晨读一小时。四年坚持下来,学习英语不再是难题。

随着时间推移和学习的深入,对力学专业也越来越喜爱了,开始领略到力学科学的无穷奥妙。在湖南大学的7年期间,师从当时被誉为国内塑性力学“三巨头”之一的熊祝华教授和结构力学的王磊教授,相继获得学士、硕士学位。那时研究生像大熊猫一样珍贵,我也没有忙于去找工作和赚钱。到1984年,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固体力学的博士研究生,师从清华大学杜庆华教授(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)和嵇醒教授。

等到博士毕业时,我已经40岁了,却还想继续学习。1991年,英国有一个面向中国政府的专项资助项目,我顺利地通过了由英方组织的考试,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。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,学习到了结构抗风与减振的最前沿科研成果。从1977年算起,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需的教育与训练。

因为40年前的那次高考,自己有幸进入湖南大学学习,真正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,儿时的梦想,终于在“而立”之年扬起了风帆。当时在讲台上授课的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师。如熊祝华教授,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,但师生感情非常亲近。30多年过后,我去看望他,听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,已经90岁的熊老师竟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,依然像当年教学时一样勉励我。

这一切都令人难忘!

(曾欢欢、李妍蓉整理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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